- 2022-09-20 15:45:00
文｜高千惠
1.當「被害者」變成「施暴者」
沒有主題的2022年卡塞爾文件大展，與2020年代的人間境況，彼此之間映照出什麼樣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？
2022年卡塞爾文件展，因以色列族群以政治、種族、意識型態的審查介入，藉媒傳而被視為一場反猶的、失敗的展覽。其控訴包括巴勒斯坦團體的參與、欠缺以色列藝術家、印尼藝術團體(Taring Padi) 20年前的作品《人民的正義》中的「反猶」元素。針對被指責有反猶元素的圖像事件，策展單位印尼雅加達「Ruangrupa」藝術團體做了道歉。但在政治正確下，開展以來，策展單位仍然是媒體批判與抹黑的對象。
的確，此屆是最少出現屠猶歷史創傷事件的文件展。屠猶歷史創傷事件自然必須被銘記，但文件展已成為當代藝術界共有、共學、共享的展項，才會有那麼多人願意跨洋、跨洲前往。另一方面，就像本屆威尼斯雙年展（2022年）以八成以上的女性與跨性者為參與者，下一屆2027的文件展也可以反撲，同樣可以用同比例的以色列藝術家作為年代補遺。但對更多觀者而言，不管用百分之多少的特定族群參與，文件展之被藝界重視，在於它每五年的展出內容與形式，均能讓人在政治性之外，看到某種年代美學，與其相關的各種補遺或遺漏之處。除非是政治正確的保障名額，沒有一個展必須包括各種族群，而沒被包括在內的，也不用因此擴張成刻意被抵制或歧視的對象。
卡塞爾火車站大廳。圖片：高千惠提供。世界上有那麼多人類處境正在發生，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．鄂蘭(Hannah Arendt，1906－1975)的「邪惡之平庸」（Banality of evil）也不斷被引述，並出現被濫用的「共犯結構」一詞。它變成意指，如果你不站在我這邊，不同意或支持我，你就是加害者之一。很少人去談論鄂蘭也提倡政治空間的多元處境，認為人與人之間，尚存可相互理解不同立場的理解空間。漢娜．鄂蘭大概也來不及再書寫，當「被害者」或原本弱勢的「邊緣人」，亦有可能變成「加害者」或「施暴者」，風水輪流地驗証人類競存中的一種必然天性。
正如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，文件大展開幕以來，媒體大都以揭露事件與醜聞為要，極少談論到此屆文件展的年代意義，以及許多值得討論與分享的作品。它彷彿成為一個失敗的前衛實驗展，在「去中心」下，出現更多來自邊緣的可疑中心。顯然，三十年來，向來強調「解殖」的文件展，仍然是用父性展覽屬性看母性展覽屬性，以至於有了規範的要求，沒有給亞洲的「Ruangrupa」藝術團隊與參與單位暨作品更大的理解與被閱讀的空間。
2.從詩藝的文本到轉譯的事物
事實上，2022年卡塞爾文件大展的手冊，在第30頁的理念闡述上，用了兩行字：「Keep on doing what you’re doing…And find a translation to Kassel」。無論是指藝術語彙或是文化差異，此「翻譯或轉譯」一詞，即帶著主觀性與開放性，並指向一條每人認為可以構成溝通的道路。然而，現實世界的林林總總，要在視覺展域呈現，雖須經過「翻譯或轉譯」，但卻不保証它真能形成溝通之道。畢竟，感官、感覺、感動、感知之產生與互動，與個人的先驗、經驗、知識、信息容量，以及意識型態有關，很難達到絕對的共識。
當代亞洲藝術展覽領域，多以宗教信仰取代哲學觀念，以敘述性或故事性取代圖像學。在相對性上，可以說是以希臘盲眼詩人「荷馬」的吟唱與說書之途徑，取代了西方長期以來的辯證方法論。若說2022年的威尼斯雙年展、卡塞爾文件展、柏林雙年展有個共同處，便是它們都在說故事，只是說的內容與姿態不一樣。卡塞爾文件展的手冊，更在首頁用了《詩藝》(Ars Poetica)一詞，而選用之詩，則是於開幕前半年去世的81歲藝術家吉米．達勒姆（Jimmie Bob Durham, 1940-2021）之詩。
著有《詩藝》(Ars Poetica)的賀拉斯(Horace /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)，是奧古斯都時期的著名詩人、批評家、翻譯家。與其前輩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）和柏拉圖（Platon）的主張不同，賀拉斯高度重視詩人，並從實踐角度研究詩歌。受西塞羅（Marcus Tullius Cicero）的文學批評和理論影響，他曾談論了創作中語言的使用和翻譯問題。《詩藝》即是以鬆散的對話框架與散文形式而形成的評論性書信。對賀拉斯而言，詩歌的最廣泛意義，是指「富有想像力的文本」。而「進入事物的中心」—描述一種從故事中間點開始的敘事技巧，能讓每個人都對角色的過往與未來感到好奇，則勝於「話說從頭」的冗長情節。
被視為2022年文件大展理念破題的藝術家吉米．達勒姆（Jimmie Bob Durham，1940- 2021），乃是美國雕塑家、散文家和詩人，善長以雕塑、詩歌、裝置藝術為創作媒介。1970年代，作為社運者的達勒姆，不僅是聯合國國際印第安條約理事會的聯合創始人和主席，也是《土著人民權利宣言》的促成者之一。在藝術創作上，他於1964年已開始從事雕塑工作。1980年代，他以石頭、動物頭骨、木雕物品和雕塑而聞名。1987年前往墨西哥，1994年移居歐洲，最初搬到柏林，然後搬到那不勒斯。此後，他開始觀察歐洲的政治發展。針對歷史與環境、建築與紀念性之間的關係，以及對政治權力結構和民族認同敘事的批判態度，藝術家透過雕塑、影像、繪畫和文本，描述了不同文化和社會中共存的行為、各種規範以及與自然的關係。他也試圖將建築的特殊材料，從紀念性、穩定性和永久性的隱喻聯繫中解放出來。
達勒姆作品《來自山之石 / 來自紅色宮殿之石》。圖片：高千惠提供。
3. 一塊石頭的過去與一棵樹的未來
2011年10月，他在第13屆文件展前夕，於卡塞爾卡爾索公園（Karlsaue)與橘宮之間，種了一棵阿肯色黑蘋果樹。另外，在卡爾索公園溫室入口處，則放置了其砂岩作品《來自山之石 / 來自紅色宮殿之石》(This Stone is from the Mountain / This Stone is from the Red Palace)。十年之後，在2022年第15屆文件大展，他的展出位置在卡塞爾火車站內。此場域有多名藝術家參與，共同主題為「吉米．達勒姆與森林路邊的一根棍子」(Jimmie Durham & A Stick in the Forest by the Side of the Road) 。他們以撿拾的路邊物、地方食譜採擷等方式，形塑出達勒姆的「路上社區」理念。
達勒姆於2021年11月17日在柏林去世，享年81歲。在他的最後一晚，達勒姆說：「What a world we live in, a stick in the forest」其他參與成員們，共同完成了他的遺言，並以「森林路邊一根棍子」為主題。他們展示他的一個烏龜頭骨，還有他收集有關宇宙膨脹的物理理論文物。其他八位藝術家的作品，則使用不同的知識觀念與不同的生命形式，作為對話與串連。這些作品包括隆胸計劃、放映、研討會、講座和出版物。而在展區入口，則放了達勒姆十年前的那個岩石。
在呼應與對話中，柯士基（Bev Koski)的串珠藝術，以圍繞記憶、保護、復原力為訴求，呈現加拿大與五大湖區的土著（Ojibway Anishinaabekwe）之世界觀。受到達勒姆的藝術和生活的啟發，查柏士（Iain Chambers）專注於當代殖民憲法中的美學與倫理之相互作用。維德爾（Joen Vedel)乃以聲音片段，記錄他嘗試學習韃靼語的過程。貝德讓（Hamza Badran）則以歐洲內外的新殖民主義、種族隔離主義為方向，踏訪南非開普敦市，了解該市的新後殖民、後種族隔離現實，以及地方對長期白人殖民暴力的反抗。
史翠娜（Elisa Strinna）的作品，來自她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：「人們會想念地球」，試圖探索極端暖化之後，纈草根與人類神經系統之間的關係，以便治療人類自閉的孤立精神狀態。亞維絲（Maria Thereza Alves）的研究也是有關植物和殖民歷史，並通過沈默的歷史空間和聲音，探究其生存策略。路卡胥（Wilma Lukatsch）的「How to Eat Avec Plaisir」，則是一個對話式的出版，將食物和回憶視為卡塞爾及其他地區的社會食譜，通過豐富的食材和其嵌入的故事，邀請讀者思考其他享受飲食的方式，以及歷史糾纏中所提供複雜的品味。基威（Jone Kvie）則展示兩件新作，一是卡塞爾在地採石場的大型火山岩組成，另一件是手工吹製玻璃製成的行星狀星雲。
基威作品，手工吹製玻璃所製成的行星狀星雲。圖片：高千惠提供。
4.血緣與精神表現的悖論
然而，達勒姆本身的故事更精彩。他在墨西哥期間，參與了惠特尼雙年展、第九屆文獻展、倫敦當代藝術學院、出口藝術、現代藝術博物館、安特衛普和布魯塞爾美術宮等展，也在《藝術論壇》、《藝術雜誌》（CAA）和《第三文本》等期刊上發表了多篇論文。在晚年，他雖獲當代藝術基金會羅伯特·勞森伯格獎（2017年），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終身成就金獅獎（2019年），但他對於美洲印第安人的支援運動，卻沒有獲得部落的肯定。
不知是否來自精神上的認同，他長期聲稱自己是美國東南疏林地區的原住民族群切羅基人（Cherokee），具有四分之一的部落血緣，且在原民社區長大。但部落代表則否認他與切羅基社區的關係，甚至指責他是以切羅基之名賺取聲名與利益的騙子，也不尊重部落的傳統工藝承傳。此聯名控訴事件在其2017年回顧展時期甚囂塵上，展出的沃克藝術中心和惠特尼美術館，均為此舉辦了有關文化與血緣血統論的論壇。
達勒姆是不是切羅基人究竟是否重要？《詩藝》的作者賀拉斯曾在其文中警告，不要想通過神的出現解決問題，因為，除非出現一個值得這樣解開的結，否則上帝不會介入。當2022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中，巫毒藝術在天主教堂展出；柏林雙年展出現地震遺骸被再製成飾物般的骷髏頭物件，可以看到，在這個年代，神聖與褻瀆已同時受到挑戰。這些均不關神的定奪，而是人的感覺與認知問題。當藝術家不再自設或被設為某部落、某國族服務的創作者，而是「人間森林路邊的一根木」，他似乎更能在藝術的黑森林中曖曖發光。
從文件大展手冊的起手勢，或可以理解何以整個2022年卡塞爾文件展，處處都留下藝術家的工作生態、生命經歷等過程痕跡。如果這些作品具有政治性，那正意味著人的身體、文化認同，都在政治化的羊水中浮沉。儘管它們長得如此地怪異不同，但藝術在此，永遠是「在路上」的狀態，想像有一個的光引出口，使藝術行者有了繼續走下去的理由。
（未完待續，下篇將於10/20刊登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