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2022-10-11 12:00:00
文|高千惠
5. 跨域連盟的一體結構
2002年文件大展手冊以吉米.達勒姆「森林路邊的一根木」為起手勢,重點在於其作品所涉的公共性,以及與同類型創作者的連結。藝術家的終身藝行,從森林路邊的一根木,或漂流中的一座孤島,在「編木成舟」與「島鏈概念」下,被導進入藝術介入社會的集合行動中。
近二十年來,各種合作式、跨域式、工作坊、論壇的共創模式出現,不僅使當代藝術生產空間成為人類社會學的實驗場域,也提供了個人與群體、民間與官方、知識與行動的認知選擇方向。在訊息快速的當代,屬於非實用性質的藝術生產工作,正以如此的共生方式,凝聚出龐大的集合力量。共識、溝通、互惠等具政治性與福利性的參與,以及集體分工與層科行動的工作系統,亦使當代藝壇的前衛態度,指向了社會主義式的共產烏托邦實踐。
2022年文件展,印尼策展單位「Ruangrupa」以集合性的合作為理念,其呈現的「藝術家工作室」,正是以「聚落空間」取代「圖象再現」,整合了當代已發生的藝術生產模式和現象。以「穀倉」(lumbung)之名,14個「穀倉團體」與53位「穀倉藝術家」為本,再由團體與藝術家擴延出「托拉斯」(Trust)般大量包容的小集合單位,此活動非常有默契地出現了一體化的結構與共識下的目的。
這些不同的串連與聯盟,除了奠基在人際與網際的投資,也出現了民間之於公部門,以及具有相對立場的延攬。例如,巴勒斯坦的介入,被以色列視為是一種政治立場的支援;而公部門的介入,可能被視為文化政策的推廣。這意味著,跨域合作的各種行動,一方面以方案計劃與集合式團體的結構,作為增生式的藝術活動力量;另一方面,某些邊陲連盟,本身也進入另類的文化資本力之角力中。而在所有地方贊助團體的比例上,官網與專輯上顯示,台灣至少有三個官方單位參與,成為最給力的地區。
6. 共學作為實踐方法
針對人類社會的不同生存實境,歷屆文件展均關注了認知、記憶、離散的邊界狀態。而透過合作、協作等跨域參與模式,以藝術介入社會的方案,仍多以「詩性」與「知識」交錯的陳述語法,作為「藝術性」與「社會性」的平衡態度與方法。以下,藉幾個不同集合團體的性質與生成方式,提出共社概念的集合可能性。
以自決、自給、自足為團體精神,連結跨域藝術工作者的「愛麗絲庭院」(Alice Yard)為例。此集合團體於2006年,由建築師、藝術家、作家兼編輯、設計師等職業共同組成(1)。在此屆文件展,他們推出九位藝術家。除了以WH22為基地,展示他們生活和工作空間,也在城市周圍的戶外場所進行各種媒體創作。在WH22展區,他們展示了加勒比和移民藝術家的短片和視頻。在格林兄弟博物館館區(Grimmwelt Kassel)的展區中,他們則以2022年新作Telling After All為名,由五位加勒比藝術家創作一個視頻,提出處於國家建設、監管的媒體時代,有關民間傳說和民族認同的新神話。
其二,以官學合作的「羅賈瓦電影公社」(Komîna Fîlm a Rojava)為例。敘利亞內戰前,羅賈瓦地區已經飽受藝術、文化、教育投資不足的困擾。在強制同化政策下,土著社區的歷史和文物亦被消弭。2011年,該地電影院紛紛關閉。此來自敘利亞北部同名自治區的「羅賈瓦電影公社」,遂成立於2015年。以電影學院作為替代教育模式,該地市政廳打造了電影製作和放映基礎設施,希望在地人能意識到電影可以是一種賦權和解放的媒介。在弗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(Fridericianum)中,此「電影公社」提供了靠牆站立或坐下觀看的地方氛圍。其邊界影像,以記錄片、實驗片、自傳體式的主客觀交錯,透過第一人稱的吟唱、第二人稱的詰問、與第三人稱的旁觀,提出這個正消失也以難現代化的地方生活與其文化處境。
藝術教育作為一種參與實踐,可以文化教育機制連盟的非洲路徑學校(ARAC,Another Roadmap Africa Cluster)為例。ARAC於2015年在烏干達成立,旨在促進以非洲為基地的藝術和教育對話,特別是殖民主義的認識論與被遺漏的文化資產。通過三個出版物Provocations、Exercise和Glossary,進而有了在地學術面貌。其國際網絡,目前已包括四大洲22個城市博物館、文化機構、教育中心和不同基層組織。作為文件展「穀倉計劃」的一部分,它在卡塞爾舉辦為期一周的編輯研討會,以其選擇、組織和共同反思的各種材料,為觀眾提供知識上的具體應用——包括描述藝術、美學和設計概念的非洲詞彙(2)。
再以不受官方資助與影響的「OFF-雙年展布達佩斯」(OFF-Biennale Budapest)為例。2015年,它由匈牙利當地藝術專業人士,包括藝術家、策展人、研究人員、學生和民間團體發起,避開了公共資金與國營藝術機構介入,期能保持獨立與自由的特質(3)。在卡塞爾的「OFF-雙年展」展示了兩個計劃和一個出版。計劃一是以「RomaMoMA」(羅馬當代藝術博物館)為問題意識,既建構又解構地提出藝術家不為人知的過去,和不同世代的藝術衝突立場。二是在卡塞爾富爾達河畔-船屋「AHOI」周圍,以創意、違法、垃圾和再生為理念,由藝術家、建築師和兒童共創出一個介於遊樂場、垃圾場和建築工地概念的空間。至於參與的實驗性出版物,則由2021年的雙年展參與者,探討了「獨立」的概念,以及相關的集體力量。(4)
「藝術合作」(Arts Collaboratory)成立於2007年,是「Hivos」和「DOEN」基金會推動的計劃,其主旨在於為資源有限地區之當代藝術提供資金協助。(5)它有一個凝聚核心,稱之為「Bangas」。這個字於烏干達的盧干達語系中,是「時間和空間」之意。在超越地理、政治和語言鴻溝的激進想像下,他們試圖打破資本和生產力所驅動的工作方法,將具有不同語言、興趣和文化背景者串連起來。其實踐的項目包括「此時此地」、「探索烏托邦」、「散落的種子」、「AC學校」和「墜落到外圍」等活動。在卡塞爾,他們以「藝術合作學校」(AC School)為平台,開設了廣播電台、新聞編輯室、客廳圖書館、印刷品展示會等,也包括烹飪課程。
上述這些團體,提供了不同的經營理念訴求,在獨立民營、官學合作、基金會介入等模式中,形成它們要的串連目的與共學力量。
7. 集合概念的社會主義烏托邦
除了經營模式的選擇,以特定理念為主旨的集合團體,多具有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理想實踐。
以「神經多樣性的藝術家和運動者」(neurodiverse artists and activists)為對象,曾入圍2021年特納獎的英國「方案藝術作品」(Project Art Works),則是通過實踐研究、製作和合作關係,將感知過程、行為模式和表徵形式,作為藝術創生的行動(6)。在神經多樣性的認知下,他們視語言、手勢、聲音、手語和同理心的交流,都是溝通的途徑。此外,他們也將工作室視作一個具有層次結構的地方,既是藝術發生場域,也是所有相關人員生活經驗和創造潛力之地。在卡塞爾文件的主展場弗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和市立博物館(Stadtmuseum)中,他們分別重建了工作室環境,不斷發展與增生的繪畫、素描、裝置,並衍生出一件大型繪畫「護理宇宙學」(cosmologies of care)。
卡塞爾聖庫尼甘迪斯教堂裡也展出了一系列巫毒雕塑的團體-即來自海地的「抵抗藝術家」(Atis Rezistans)。以不斷變化中的海地太子港市中心的「Grand Rue 社區」為聚落,這些來自英國、在地的藝術家、雕塑家和新興藝術家,多從事雕塑、繪畫、攝影、視頻、音樂、詩歌、寫作等創作。於2009年12月,他們先主辦了第一屆「貧民窟雙年展」。之後,他們更通過全球公開徵集,邀請海地和國際優秀藝術家、電影製作人、學者、攝影師、音樂家、建築師和作家駐地創作。在聖庫尼甘迪斯教堂,他們由英國建築師、前貧民區雙年展參與者,合作設計出一個天花板浮動結構,呈現太子港街道的幾何形狀和嘈雜聲。部份海地藝術家在卡塞爾駐留期間,製作藝術包括了2012年海地地震中喪生的藝術家之紀念帳篷。
哈瓦那的漢娜·鄂蘭藝術學院(INSTAR,Instituto de Artivismo Hannah Arendt),選擇以阿倫特1951年《極權主義統治的要素和起源》為導讀,在100小時內,參與者以閱讀討論了鄂蘭對極權主義制度的研究。(7)借鑒俄羅斯詩人、記者、劇作家謝爾蓋(Sergei Tretyakov)的生活和工作之實踐,他們在文件展期,於哈瓦那和卡塞爾兩地,進行了對古巴文化歷史的反敘述。謝爾蓋曾主張藝術家不僅應該描繪現實,也應該塑造現實。他在北高加索的一個蘇聯集體農場住了二年。在那裡,他出版一份報紙,也幫助社區製作海報,協調和眾多活動。「INSTAR」的2022年新方案Operational Factography則重新利用歷史記憶及當下活力,結合藝術、商業、教育和政治,在兩地作了十個展覽,每十天更換一次。這些項目也試圖為受到古巴政府審查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發聲。
2012年啓動,以柏林為中心的「ZK/U——藝術與城市化中心」則結合了藝術創作、城市行動主義、加密經濟設計和養蜂行動,提出改善蜜蜂生活的《養蜂人——蜂幣》計劃,同時邀請了卡塞爾的15位養蜂人和觀眾参與。另外,「NSC」是2013年,由一群朋友在越南河内成立的藝術團體,其2022計劃《Tuần Mami:越南移民花園》乃基於德國越南移民社區的研究,以養殖的生態環境—移民花園的概念,呈現遷移的生活文化。
除了上述大型的跨國與跨洲之共社理念,香港的亞洲藝術文獻庫、剛果的數位文獻庫「Waza藝術中心」、阿爾及利亞婦女鬥争文獻庫、非裔文獻庫與突尼斯、伊拉克巴格達及法國巴黎的藝術交流計劃「西瓦平台」等單位,均以歷史檔案館型態,呈現他們的搜集工作。顯然,透過個人、集體的擴延與連結,以及有關惡地、淨土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之想像,「穀倉」作為集體的積累系统之概念,在2022年的卡塞爾,以大型拼布地圖的方式,綴織出許多邊緣文化的集合力量。
8. 集體的積累系统之後
事實上,當代各地跨域與多元的參與,已然出現了二種結構性。一是五指伸張的外延狀態,二是五指內握的共拳狀態。前者是A+B+C等於ABC的多元概念;後者是A+B+C等於D的再生概念。在這些合作、協作、共學等組織、工作坊與計劃方案實踐中,藝術和道德生活的真實寓喻,出現了以下一些弔詭的可議空間。
其一,在此集體的積累系统之後,獨立作業的藝術家,是否正成為新的弱勢階層?其二,這種集體的、跨域的藝術實踐,是否改變了馬克思的異化詮釋?其三,當代藝界是否也邁向流水線生產的方案實踐,並以法律取代道德、以群體取代個體,有其新的藝壇互動結構?其四,在展場中,以工作坊、事務所為命名的藝術工作團體,或以大量藍圖、工作材料、擬態模型、多人會議與訪談等影錄檔案為再現元素,其寓指的作品精神概念,是否已轉由過程中所積累的人力與物源能量所決定?最後,此仿若去英雄化的藝術生產行動,一方面以社會主義之集體性為訴求,另一方面,其能見度卻又要透過不同的資本力連結,以造成一種聚小成大的感動。如是,一個計劃方案的成功與否,是否逐漸由系統結構所取代?
如果,2022年的文件大展對當代藝術的發展概念具有年代上的意義,那即是它從「森林路邊的一根木」為起手式,但卻揭示出集體性的林相打造,決定了林林相似的生存空間。所有個人的生態,均指向了群體的問題。自發的計劃與方案之實踐,也取代了委託式的創作。藝術工作室的經營與串連,則改變了藝術生存的經濟模式。在此集合概念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下,藝術與社會之間的距離,似乎更加接近,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,也更加秩序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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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解:
(1)「愛麗絲庭院」(Alice Yard)原有工作室概念,來自在地公共庭院空間和一個嘉年華樂隊製作服裝的工作室。總部位於西班牙貝爾蒙特港附近(Granderson)一個實驗空間。舉辦過許多藝術展覽、表演、對話等活動,也有駐村計劃,試將各地藝術家、策展人帶至西班牙港、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地。
(2)受邀參會的非洲城市工作組成,有開羅工作組、約翰內斯堡工作組、坎帕拉工作組、金沙薩工作組、拉各斯工作組、盧本巴希工作組、馬塞盧工作組等,每組推出2-6位參與者。
(3)「OFF-雙年展布達佩斯」始於2014 年,原由一小群藝術專業人士設立的「車庫雙年展」為開始,旨在加強當地的獨立藝術界對被忽視的社會、政治和環境之討論,以便以持續實驗方式,介入公民領域和改造民主機構的願景。相關資料參見文件展專輯。
(4)第三屆布達佩斯雙年展於 2021年4月23日至5月30日舉行。相關資料參照於https://documenta-fifteen.de/en/lumbung-members-artists/off-biennale-budapest/(瀏覽日期:2022/10/05)
(5)這些組織多專注於集體治理網絡,以參與、擴大藝術實踐作為社會變革的促進途經。2015年起,即以目前的形式存在。目前由25個志同道合的組織所組成的生態系統,主要分佈在亞洲、中東、非洲、拉丁美洲和歐洲。相關資料參見文件展專輯。
(6)「方案藝術作品」的福利藝術社會行動,包括免費培訓規劃,協助家庭和護理人員利用知識和技能打造健康的社會護理系統。他們的計劃,也多透過合作、展覽、共同委託、影片、出版物和數位輸出等生產,創建出具個性化和整體性的工作成果。相關資料參見文件展專輯。相關資料參見文件展專輯。
(7)「INSTAR」一字,也是一個動詞,意思為鼓勵、煽動。這一行動是2014年至2015年,由一群古巴公民發起。他們要求古巴政權提供有關恢復古巴和美國雙邊關係的會談內容。相關資料參見文件展專輯。